袁世凯
思忖半晌，也没想好，在“袁世凯”三字前面，安放个什么词合适。史书或演义上的，诸如“窃国大盗”、“窃国者”，“独夫民贼”，“乱世奸雄”等，大体上不甚合意。历史上的开国者，非盗即抢，“独夫民贼”这个词，也可普遍适用。袁世凯，在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。只因晚年称帝，一生功业全被视为篡国作伪，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袁世凯以后，中国政坛上也有实际权力大过他的，虽有“万岁”称谓，却没有尝试冠“皇帝”之名。因为历史转折中的袁世凯，就是前车之鉴啊。
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了退位诏书，结束了中华民族家天下的历史。如果从公元前2206年夏禹开始，家天下有4118年历史。如果从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算起，也有2133年历史。数千年家天下，在袁世凯掌控下，不声不响地和平过渡到共和体制。从帝制到共和，虽说民心所向，若无袁世凯操纵掌控，像西方社会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通常发生的大规模流血斗争，是避免不了的。曹操说的，“设使天下无孤，不知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”。相信不是妄语。袁世凯的历史功绩，本可以成为中国的华盛顿，然其晚年称帝的闹剧，使其一生功业被全盘否定，被烙上弄奸耍诈的印记。本可获得名垂青史的美誉，一夜之间变成遗臭万年。自是历史最无情啊。
袁世凯起身行伍，一身本领皆是摸爬滚打而来，是历史上少有的治世之能人。他雄才大略，平生不治私产，惟好抓权秉政，知人善任。他勤于政务，事必躬亲，是清末民初中国政坛上最强有力的人物。辛亥前后天下归心，天下“非袁不可”，也是各派共识。
1884年12月4日（甲申年）朝鲜发生的一次流血政变。这次政变目的是要脱离中国独立。时年25岁的袁世凯认为事态紧急，间不容发，力主入宫戡乱。为了打消众人的疑虑，他承诺“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而获罪，由我一人承当，决不牵连诸位”。6日下午，他带领1500名士兵打进了朝鲜王宫，大败朝鲜亲日党，几个主要角色亡命日本。7日，找到逃亡在外的国王并将其迎回宫中。袁世凯勇于任事、处事果断，屡建功勋，激起了吴兆有等将领的不满，弹劾他贪污军饷、挪用军饷。后来袁世凯到了天津，一句话也没有为自己辩解。李鸿章主动过问，袁世凯说：“我若有错，谁都可以说。我若没有错，错就在说我的人，与我有何相干？”李鸿章眼前一亮：“胆略兼优，能持大体”。
袁世凯数度驻守朝鲜前后十二年，练就了外交和带兵的本领，他有胆有识，有智有勇，竭力维护了大清国的利益，被日本人视为眼中钉。不过，朝鲜只是袁世凯崭露头角之地，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（班底），起步于天津小站督练新军。1895年11月，袁世凯奉命督练小站的“定武军”。不久,扩编到7300 人，改名为“新建陆军”。1902年到1904年间陆续编成北洋六镇，一镇12512人。
袁世凯勇于担负责任，他识才用才笼络人才，部属用命、效忠于他。正如王锡彤所说：“（袁世凯）肩头有力，绝不诿过于人。凡一才一艺，一经甄录，即各从其才之所堪而委。以力之所能胜，不求备于一人，亦不望人以份外。一事之成，而奖藉不遑；不成则自任其咎，不使人分谤。此其所以群流归仰，天下英雄咸乐为之尽死也。”（《抑斋自述》）督练陆军的班底，有些是他的亲信旧部，有些是北洋武备学堂的教习和学生，有些是淮军旧将，或由李鸿章及淮军将领引荐的人才。段祺瑞、王士珍、冯国璋、段芝贵、徐世昌、唐绍仪、周学熙、梁士诒等都是这个时期汇集在袁世凯周围的。这些人才，后来都成了北洋新军的高级将领。袁世凯运用德国操典练兵，律兵极其严格，他规定“临阵回顾、退缩及交头接耳者斩；遇差逃亡，临阵诈病者斩；结盟立会，造谣惑众者斩；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；黑夜惊叫疾走乱伍者斩。”他严正军纪，有错必究，绝不偏袒，练就了当时战斗力最强的军队。英国记者丁格尔说：“袁把清朝军队中存在的缺陷降到了最低限度。”各镇大小军官均由袁世凯一手培植。以至于后来军中只知有袁世凯，不知有陆军大臣。
对袁世凯来说，权力才是最具体的现实。例如他调任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之后，山东巡抚任上的权威仍隐隐在握。升迁内阁大学士身居外务大臣，依然可以左右以天津为中心的直隶的局面。法行人从法，法败法从人。世道纷纭时，人是决定性的因素，抓住了人，就抓住了一切。袁世凯能够抓住权力，与他识人用人笼络人有关，更有他驾驭人的本领。比如他与张之洞的关系。有次张之洞来津，大桥抬到大堂前，张鼾声如雷，袁世凯不令惊动，站在桥旁立候。张醒来后颇觉不安。后张、袁同调军机，在衙门一同出入，袁必随行在后，到门前袁必为张打帘，以示恭敬。后来载沣监国要杀袁（报出卖维新派之仇），张之洞力保使袁“开缺回籍养疴”。袁世凯回籍，清室命步兵统领派副将袁得亮带兵随行监视。袁世凯一句“咱们是本家”再加优越待遇，就把袁得亮收买了，这队人也成为袁宅的护卫。在开缺回籍的三年中，京中大员经常派人看望，藉以通风报信、传递消息。他直隶总督任上的武巡捕唐玉山，没有去看望过。后来听说袁世凯被起用，星夜赶赴彰德，袁不见。后于袁赴广水时在车站叩头，袁亦没有理会。
义和团运动发生后，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上，实行保境安民，保护传教士，外国人颇赞赏他。拳乱最盛时，德州与直隶接壤处民众用白垩在壁上大书“山东地界”，义和团军不敢进犯。连李鸿章都恭维他说：“幽蓟云扰，而齐鲁风澄”。他参加了刘坤一、张之洞发起的“东南互保”活动，保存了清朝的东南半壁江山，为日后两宫回銮、清朝的苟延残存打下了基础，慈禧等人对他颇有好感。辛丑议和后，朝廷中枢乏人，李鸿章猝然去世，临终前称“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”，保荐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。相比李鸿章，袁世凯军权在握，成为左右晚清政局的权臣。举个例子，袁世凯贿赂公行，奕劻家有喜庆事，所有开销均由袁世凯支付，他在直隶总督任上亏空巨款一事，满朝竟装聋作哑，噤若寒蝉。
袁世凯的确是个实干家，在推动老旧帝国近现代化方面，做了不少好事。比如军事现代化，比如建立巡警制度，再如支持创办实业、发展商业，创办各式新式学堂，除了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还包括专科、技术、师范、医学、政治、军事等多种学堂。还有督修了第一条中国人自己建造的京张铁路。还有推动对外开放等等。
从甲午到辛亥十七年间，中国内部已经形成三大政治势力。一是激烈的革命派，公开与清政府为敌，以推翻清政府为宗旨。二是温和的君主立宪派，试图对清朝体制加以改良。三是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实力派。即便是第二、三派，也深受皇族抑制，深怀不满，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独立时，竟然没有一个立宪派人物与革命军作敌对行动的，可见大清不亡，老天都不容。
乱世之际，实力就是一切。清廷和革命派都把眼光移到袁世凯这边，时局已经到“非袁不可”的地步。袁世凯玩起“养敌自重”的套路，一方面，养革命党之敌来压制清廷，另一方面养清廷以压制革命党，伺机两家通吃，以谋取个人最大利益。他在辛亥年间，携压倒性的实力，以养敌、逼宫和向双方摊牌。多年权斗漩涡里成长起来的袁世凯深知，革命派可剿不可除，除则兔死狗烹。故1911年11月27日冯国璋拟乘胜渡江进攻武昌时，袁亲自打电话阻止。同时，他也知道，大清气数已尽，他也没有扶清灭革命党的兴趣和义务，大清已然成为他与革命党谈判争取利益的筹码。
当时的情况，清廷要对付革命党，非袁不可。袁本有实力剿除革命党，但他要养革命以制清廷。革命党各派人物，甚至孙中山和黄兴（再三承诺袁出任第一任大总统），都认识到，推翻帝制，建立民国，非袁不可。立宪派也认识到非袁不足以稳时局。除清廷亲贵中少数激进分子之外，当时可以说是全国人同此心。袁世凯也认识到，民主共和已经成为必然趋势。不过，袁世凯心中的民主共和，与孙中山等心中的民主共和，应该不是一个意思。在革命党方面，虽然承认袁为将来共和政府的总统，认为非袁不能支撑此大局，但共和的基础应该建立在民权之上。而袁世凯心中只有共和国的大总统，还是一个要把共和国一切权力都揽入手中的大总统，是一个与皇帝类似的大总统。革命党所希望的，是清廷将一切权力交还国民，而袁世凯所希望的，是清帝将一切权力转交给他个人。这一认识上的根本分歧，导致了民国初年的乱局。
几个月内，袁世凯就将数千年传统帝制，和平地转换掉了。虽借时乘势，但袁的能力、办事效率的确世间罕见。然而，他不知道，由帝制转向共和，就是要将无限权力转成有限制的权力。 48 31431 48 15287 0 0 2893 0 0:00:10 0:00:05 0:00:05 3011革命党希望用临时约法责任内阁制约束他时，袁世凯岂肯就范！政治讲究的是实力。当时的政党，虽然热闹，均没有民众作基础，制度的背后，也没有民众拥护的力量。民众只知厌乱偷安，时局混乱，谁先乱，谁先输，谁添乱，谁倒霉。一时舆论时常责备革命党不安分。这种情况下，革命党的约法工具全成废物，也是必然。
当宋教仁案发生后，袁世凯积极备战，什么法律、国会，一切不放在眼里。袁世凯有一谈话，足以表明心迹，“可告国民党人云，我现已决心。孙（中山）、黄（兴）等无非意在捣乱，我决不能以四万万人财产生命付托之重而听人捣乱者。彼等皆谓我争总统，其实若有相当之人，我亦愿让。但自信政治经验，军事阅历，外交信用，颇不让人。则国民付托之重我亦未敢妄自推诿。彼等若有能力另组政府者，我即有能力毁除之”。
二次革命失败后，国会选袁世凯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，袁世凯随即以“叛乱”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，驱逐国民党籍议员，国会被解散。接着以大总统令将内阁改为政治会议，成立约法会议。约法会议根据袁世凯的意见，通过《中华民国约法》，于1914年5月1日公布。新约法将内阁制改为总统制，并置立法为行政的附庸。根据新约法，袁世凯事实上、形式上已经成为独裁元首。1914年12月29日，袁世凯公布《修正大总统选举法》，规定总统任期十年，且可以连任，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。至此，袁世凯成为终身大总统，理论上可传子传孙。如果就此打住，袁世凯仍可携共和之功青史留名。可是，他没有忍住，亲自爬到帝制“火炉”之上。
袁世凯素无理想，对现代政治思想更是一无所知，这是时代关系，也是他成长经历中先天后天发展的结果。他只是一个实干家，他的政治倾向，主要是投机需要。就像他早年投机维新，一度成为最具维新头脑的封疆大吏，转手又告密亲手扼杀维新事业。处于历史关口的袁世凯，当然能感受到民主共和观念是人心所向，大势所趋，他自然知道抵抗无益，只有赞成共和才是惟一出路。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和主义者。袁世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期，日子的确不好过。在与革命党、国会、内阁争权过程中，实力在握，经验丰富的袁世凯逐渐将权力集中于一身，自然走向独裁之路。袁世凯将总统变成至高无上且可终身的地位，迎合了旧势力，使旧派人物自然联想到，终身制的总统，与皇帝有什么不同呢？
当时的社会风气、政治环境仍有帝制滋生的土壤。民国初年，虽然共和了，皇帝观念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神圣光环却没有与时消退。皇帝尊号在高官中间, 照旧极得青睐。北洋政府的一些高官显宦和封疆大吏，每逢婚丧嫁娶，只弄到大总统的匾额还不过瘾，总要设法让溥仪也“赐”一块，才觉得体面。溥仪曾说起，为了一件黄马褂，为了将来续家谱时写上个清朝的官衔，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，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奏折来。辛亥革命时，革命军总司令黄兴致信袁世凯，希望他做中国的华盛顿。蔡元培知道后，致信黄兴，说袁不会做曾国藩，也不会做华盛顿，他只能做皇帝。
阎锡山回忆录中提到当时鼓动袁世凯称帝的几类人：一是长子袁克定想承大统；二是旧官僚意在封公封候；三是满清的亲贵，意在促袁失败，好复辟；四是黎元洪的羽翼，意在陷袁于不义，使黎能够继任总统；五是日英俄三国，意在中国分崩离析，使之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，以保持它们在中国的利益。阎锡山说的只是表象，筹备帝制中的形形色色，都是袁世凯自导自演。晚年的袁世凯，没有意识到，一个人追求最大之权力，必承受最大之责任，将自己置于最危险的境地。尽管一帮劝进者打着为国家民族计的旗号，似乎还有人抱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悲壮情绪，他不知道，后面等着他的，只有悲剧。袁世凯虽然是群雄中最强者，但他从来没有控制全国的能力。即便拥有控制全国的能力，他也无法转逆人心思共和的时代潮流。几近儿戏的称帝闹剧，使他先前为民主共和所做的一切，都被视为窃国谋篡。袁世凯一称帝，整个社会都有相同的感觉：被袁世凯骗了。
袁世凯称帝后，大儿子袁克定试图在家里搞一个向袁叩头称贺以定“君臣之分”的仪式。袁世凯的正式夫人，袁克定生母于夫人说：“叫我磕头我不能磕，我活白了头发又出了皇上了。”说罢扬长而去，袁世凯的儿子、儿妇、姨太们一哄而散。他的嫡系，北洋三杰王士珍、段祺瑞、冯国璋都不支持、不赞成，北洋面临内部瓦解，袁众叛亲离。外国方面，曾经表示赞同的英、德等国忙于一战，自顾不暇。日本则坚决反对。国内更是一片反对。当云南、四川、湖广护国讨袁战争爆发后，袁世凯自知无力回天，宣布取消帝制，一共做了83天皇帝。搞笑的是，袁氏取年号“洪宪”，据说是要洪大宪法，真是视天下人若无物。
袁世凯称帝时，当初拥护他做大总统的一班新人离他而去。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时，支持他帝制活动的一帮旧人也寒心离去。届此，袁氏已经穷途末路。孙中山在《讨袁檄文》中说，“天下有死灰复燃之皇帝，断无失节再醮之总统。”1916年6月6日，袁世凯在举国讨伐唾骂声中，带着万分羞愧死去。时人评价袁氏，“总而言之，统而言之，不是东西。”
时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记载袁世凯的出丧:“沿途许多人在沉默中旁观。没有人表现出悲伤的模样，而是表现出默不作声的冷淡。袁氏没有赢得民心，民众认为他是一个深居简出专横的人，他同民众打交道就是向他们征税和处他们以死刑。我认为，民众现在还没有把袁看作是他们的领袖。”是啊，共和国的含义是，政治事务不是一个人、一家人、一个党派的事务，而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的事务。如果政治事务被袁氏垄断了，没有民众什么事，民众视其为路人，还算是客气。
没办法。时代不可违，潮流不可逆。再强的人，也拗不过时代。逆潮流而动，被历史抛弃，自取灭亡，是必然的结局。吕思勉评价朱温时说，当大局阽危之时，只要能保护国家，抗御外族，拯救人民的，就是有功的政治家。袁世凯事功应比朱温大很多，但翻遍史书，竟没有一人替袁氏讲辩解一二。一个人的幸与不幸，都与他生活的时代息息相关。袁世凯的不幸，是他生活的时代，不是朱温生活的时代。在民主共和时代，他没有控制住自己的脚步，跌进万劫不复的深渊。
袁世凯的一生，是个悲剧。时至今日，皇帝的幽灵或许仍在中华大地上时隐时现。不过，深藏于某些人内心的皇帝梦，再也没有胆量晒在阳光下。换个角度，袁世凯称帝的悲剧，确是中华民族之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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